春运10天北京铁警破获各类案件104起 抓获网逃人员50人******
中新网北京1月17日电 (邓有林 郭超凯)2023年春运于1月7日开始。记者从北京铁路公安局获悉，自1月7日至1月16日，春运10天来该局共破获各类案件104起，刑事拘留2人，行政拘留11人，抓获网上在逃人员50人，帮助旅客找回遗失遗落行李物品170余件，价值32.2万余元。
春运期间，北京铁路公安处在北京七大火车站增派警力，加强巡逻巡视，提高站区见警率、民警管事率，并围绕“平安一号”专项行动，加大对网上在逃人员的查缉力度，全面营造和谐有序的站车环境。
1月13日17时许，网上在逃人员韩某在北京站检票进站时，被北京站派出所民警当场查获。经查，韩某因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被江苏省兴化市公安局上网通缉，目前韩某已被移交当地公安局。1月14日8时许，清河站派出所民警在站区一楼进站口执勤时，将网上在逃人员张某抓获。经查，张某因涉嫌诈骗案被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公安局上网通缉，后张某被移交该公安局进一步处理。
1月8日，天津铁路公安处天津站派出所民警将代买火车票收取好处费的男子刘某抓获，民警进行审讯 北京铁路公安局供图据天津铁路公安处相关负责人介绍，春运以来，天津各大火车站派出所以保障旅客人身财产安全为出发点，联合刑警、治安等部门部署便衣警力深入站区，加大对各类违法违治行为的打击力度，守护广大旅客旅途平安。
1月8日18时许，男子刘某在天津站广场通过搭讪，以代买火车票为由，先后收取两名旅客好处费共250元，被天津站派出所便衣民警当场抓获。后刘某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天津铁路警方依法行政拘留十日。
围绕“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活动，石家庄铁路公安处号召广大一线民警走近旅客群众身边，让执勤民警成为“流动报警点”，快速高效为旅客排忧解难，切实提高旅客安全感、满意度。
1月13日18时许，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接到旅客沈先生报警。沈先生称过完安检后，装有13张美金、100张外币和笔记本电脑的黑色背包不翼而飞。接警后，民警立即展开工作，迅速联系到了错拿沈先生背包的女旅客谭某，由于谭某已乘坐T49次列车离开，谭某将背包交由乘警带回归还沈先生。
临近春节，护航旅客返乡“团圆路”，北京铁路警方还将持续加强对霸座占座、醉酒滋事、动车吸烟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全力保障列车行车安全，广大旅客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1月12日14时许，在六安开往北京南站的G2554次列车上，男子胡某在列车卫生间内“过烟瘾”触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列车抵达北京南站后，胡某被北京铁路警方处以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并被列入铁路失信人员名单。(完)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彩神平台地图 |
